www.allbetgame.us:劫后余生:1764年第一版《哲学辞典》

admin 3个月前 (06-18) 社会 35 0

1764年第一版《哲学辞典》

“爱书是一种病,无人明了,脱离一样平时知识,受到轻视,遭到家人尽力迫害,这种病的特征就是病人基本不想痊愈。”对鹿岛茂先生说的这段话,我深有同感。读过他的《古籍比孩子主要》后,立即对这位学者产生了好感。藏书的人总会遇到种种问题,有些是诘责,有些是不解,但藏书人总会置之度外,转头依旧去找他喜欢的书。

藏书总会有个主题。记得有本书上说,若是把某位藏书家的书都买来,那不叫藏书,深以为然。对藏书人来说,寻觅、搜集、购置,这远比获得书来得主要。有许多人沉溺于摩洛哥小牛皮或山羊皮的那种气息和触感,这似乎有种魔力,会让人为之激动。前些日子,看到了十八世纪最著名的出书商Charles-Joseph Panckoucke翻译的《西塞罗全集》,又出自著名装订工Joseph Thouvenin(1791—1834)之手,仔细的皮质纹路,优美镶边,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有时我也会买一两套,但我珍藏的,主要是自己读过的、研究过的,好比启蒙时代的作品,或者是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等等。买到这类书,就好比熟悉一个人,之前不外是从简介履历上有所领会,而现在,是与他本人相遇,是通过纸张,触摸到头脑自己。

翻阅这类古籍,经常莫名激动。由于在我手里的书,曾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它不是默默无声的一部分,而是引起过喧嚣,引起过惊动,甚至会让读者梦魂牵绕。而它自己又是云云平静。夜深之时,能听到翻页的声音,或许,几百年前某个人能听到一模一样的声音。你不得不战战兢兢,由于没有比书更懦弱的了,一杯水就能使它面目一新,然则它竟然能传阅几百年的时空,这不是幸运,又是什么?横竖,我莫名其妙地酿成幸运儿,这简直比淘到金子还要让人兴奋。五年前,收获这本劫后余生的《哲学辞典》时,就是这种感受。


此书的纸张上有水印,可断定出自阿诺奈(Annonay)造纸商R. Mongolfier,产于阿维尼翁。Mongolfier家族造纸的历史可上溯到十六世纪中叶。

实在一直想收伏尔泰的书。之前遇到过不少,价钱合适的也有,但很犹豫,由于对他没有什么研究,而他的书版本又许多,很难下手。然则,当看到这第一版《哲学辞典》的时刻,我却丝毫没有犹豫,由于这是第一版,是“the book”,不是“a book”。第一版《哲学辞典》背后有许多故事。


第一个词条Araham(亚伯拉罕)

先说说这本书出书的历史。《哲学辞典》辞典第一版出书于1764年7月,由日内瓦书商Gabriel Grasset卖力出书。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一直不清晰,这一版到底是在那里刊印,由谁刊行出书,由于在出书前后,伏尔泰对有关出书的所有信息,都讳莫如深。出书后,他也从未在任何场所解释这本书与他有关,甚至在给达朗贝的信中都谎称:“我敢说这是本恐怖的辞典,这是撒旦的作品。”他之以是这样做,是由于生平多次因言开罪,他对此十分恐惧,故平时行事极为审慎。Gabriel Grasset的版很快泛起了两个复本。其一泛起在德意志境内,很可能是应腓特烈二世的要求而刊印,出书时间为1765年。这是《哲学辞典》所有版本中唯一一本在德意志出书的版本。另一个版本即我珍藏的这本。三个版本封面有差异(图),出书地“伦敦”(Londres)当然是伪造的。

从左至右,依次为Grasset版、Mongolfier版和柏林版(引自Google books公开本)

1764年《哲学辞典》是匿名出书,没有署名,连出书地也是伪造的。顺便说一句,法国革命前有许多地下出书物,都谎称“伦敦”出书,这绝非随意而为。这一版《哲学辞典》共收七十三个词条,比现在通行的版本少了四十五个,而且没有目录。我珍藏的这本,不仅有人读过,还留下了六处条记,其中三处将拉丁语译成了法语,两处修正了印刷错误,而且这位读者还为本书做了一份优美的目录。

手写目录


某位读者的条记与修正

…J’ai l? quelque part(我在什么地方读的到)

Sachez surtout que le luxe enrichit(却可使大国富庶)

Un grand état, s’il prend pert un petit(更要知道奢侈虽会使小国消亡)

第一版《哲学辞典》印了若干本,现在无从考证。然则可以一定,这书卖得异常好。1764年底,日内瓦已经有读者埋怨说买不到了。次年9月,格林男爵在他主编的期刊《文学通讯》中也谈到巴黎也很难买到《哲学辞典》,他估量整个巴黎现在应该不到二十本,至多也只有二十五本。价钱飙升很快。这书籍来就不廉价,在法国境内售价六里弗,厥后听说有人以五个金路易(louis)买了一套,这相当于一百一十里弗,那时一个熟练工人事情一周也只能挣十几个里弗。以是,这版销量应该不会太大,但流传却很广,俄国、瑞典以及德意志境内不少领地都在卖。

与此同时,伏尔泰已经准备第二版的修改与排印。他增加了七个词条,并交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出书商Marc-Michel Rey。此人是十八世纪法国境外最主要的法语作品出书商,卖力出书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同等的起源》。1765年版《哲学辞典》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听说八天卖掉了四千本。

辞典很快引起了官方注重。1764年版很快被日内瓦查禁,因“胆大包天、亵渎宗教、无耻、摧毁启示宗教”,于1765年9月24日被当众焚毁。1765年版更成为众矢之的,法国、罗马、荷兰、伯尔尼纷纷下令查禁。1766年7月1日,一名法国年轻的贵族骑士拉巴尔(La Barre)因亵渎圣像被斩首,巴黎高等法院下令将《哲学辞典》与拉巴尔的遗体一同当众焚毁。下令查禁此书的是高等法院院长Omer Joly de Fleury。这位《百科全书》的死敌在讯断书中写道:“若是获悉此书的作者,那么这人一定要接受最严肃的责罚。”这真是应了海涅的话:在焚毁书的地方,最后也势必会焚毁作者。

伏尔泰知道若何珍爱自己。他在通讯中有意流传种种子虚乌有的虚伪信息,想借他人之口,否认自己与此书的关系。他说,这么一本博学的书,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一定是有个小团队。他还说,他自己只有一个可以信托的出书商,这人就是Gabriel Cramer。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逐条指出1764年版的错误,他说他的书商绝不会犯这类低级错误。以是,在出书之前的通讯以及其他任何文件中,伏尔泰从来不提Gabriel Grasset,缘故原由就在此。这些手法,实际上骗不到那时人,却为后世留下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轶事。

最后一个词条vertu(美德)

伏尔泰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辞典?这故事说来话长,而且可以从许多差别角度来讲。从头脑史的角度,读者可以看看盖伊的《启蒙时代》上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盖伊是伏尔泰专家,很有权威,他把《哲学辞典》看成是抨击宗教狂热的代表作,是与“天启宗教举行决战的最著名的产物”。这个看法不会有错。但我想在这里谈谈这本书降生的历史。

启蒙时代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也是图书的时代,更是辞典的时代。法国人一直喜欢编辞典,十八世纪的法国人更喜欢编辞典。1722年,学者Augustin Calmet就意识到:“我们生涯的世纪,可以称之为辞典的世纪,数百年来都没见到过这么多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Bible)。”他们喜欢把任何知识都编成辞典,除了学术类的,另有一样平常生涯类的,好比《口袋版康健辞典》(Dictionnaire portatif de Santé)、《农业与园艺大辞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agriculture et de jardinage)等。若是你以为辞典太多,不知从何入手,别忧郁,有人编了一本“辞典的辞典”:《辞典字母表》(Table alphabétique des dictionnaires)。

编辞典和出书辞典,都是“好生意”,尤其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卖得更好。之前,大部分大辞典的销量不会跨越两千套。Pierre Bayle的《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很受迎接,卖掉了两千五百份,已经是创下了纪录。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辞典销量大增,这或许与《百科全书》的推动有关。1751—1782年《百科全书》总共卖掉了两万五千套。热销的辞典一版再版,好比莫雷(L. Morei)的《历史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再版了二十三次,内容也从从原来的一卷增到十卷。出书商赚得盆满钵满。对开本的《百科全书》给勒布通(Le Breton)带来了二百五十万里弗的收益,那时法国一年岁入差不多在一亿到一点五亿里弗。

除此之外,辞典对文人来说也十分必要,由于随着印刷技术的生长、印刷成本的降低、知识的普及,种种出书物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太多了,都看不外来。1763年伏尔泰收到伯特兰寄来的《化石大辞典》,在回执中,他这样说:

我坚信,应当把所有的知识都编成辞典。由于生有涯而知无涯。况且,另有这么多冗长的专著,这真是不幸。拥有一本辞典,就拥有了你需要的所有知识。这对那些博学的人来说更有价值,由于他总在起劲回忆他已经知道的器械。

伏尔泰深爱辞典,而且珍藏了大量辞典,直到去世前两年,还在不停购进新出书的辞典。他也读,读得很用功。他的读书条记现在出书了,有五卷,其中大量是写在辞典上的眉批。读完后,他还评,通过种种方式,而且言辞刻薄,向来云云,当着达朗贝的面,说《百科全书》的不是。不外,这不阻碍他也介入《百科全书》的编纂事情,好比fausseté(虚伪、谣言)、finesse(手段、手腕)就是他写的。另外1762年第四版《法兰西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e?mie franc?aise)中T开头的词条是也出自他之手。去世前,伏尔泰还起草过一份新版《法兰西学院辞典》的编纂设计。

伏尔泰对辞典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以为辞典应当简练,像《百科全书》里littérature(文学)一词写了四五页,意义不大。而且,辞典要便于携带,不仅出门在外也能看,而且有利于知识普及。伏尔泰坚信,知识应当以一种同等的方式举行流传。在他写给达朗贝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玩味,既表达了伏尔泰对知识的现实功用的看法,也透露了启蒙哲人对自身使命的明了:

我很想弄清晰,若是一本书的价钱高达一百埃居(écus),会是何等糟糕。从来没见过一套二十卷的对开本能引起变化(révolution)。只有那些价值三十苏的口袋本小书(les petits livres portatifs),才需要忧郁。若是福音书要卖一千二百银币(sesterces),那么基督教也建不起来。(注:1715年后法国币值渐趋稳固,一银埃居约即是六里弗,一里弗约二十苏)

以是,他对“便携本辞典”(dictionnaire portatif)情有独钟。“便携本辞典”是十八世纪的新事物,也许泛起在三十年代。最早的“便携本”是旅游辞典,先容各地风土人情,这十分相符那时人对异域风情的贪恋与热衷。上面提到的大部分辞典,好比Bayle的《批判辞典》都是对开本(in-folio),一页分两栏印刷,异常昂贵。便携本辞典有四开本,也有八开本,印刷不分栏。凭据书目学家的统计,从1738—1763年,泛起过三十种口袋本辞典。伏尔泰很喜欢“便携本辞典”,对此赞不绝口。他以为这类辞典既有“知识之博学”,又显示了“语言之精炼”。伏尔泰买了不少“便携本辞典”,光1758—1760年间出书的就有五套。而且,他也想自己编一本,由于他以为Bayle的《批判辞典》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太厚了。

1734年,伏尔泰的《英国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法译本在鲁昂隐秘问世,更名为《哲学通讯》(Lettres philosophiques)。在书中,他表达了对英国的好感:“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抵制君主并到达控制君权的国家,他们由于不停起劲,终于实现了云云开明的政府……”(第八封信)这的简直确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我们并不清晰,伏尔泰选择这个时刻出书《哲学通讯》是否为了迎合法国政府需要。由于那时的“宰衡”弗勒里就是一位亲英派。不外,伏尔泰失败了,政府下令查禁此书,并于6月10日未来这本未获得出书允许、言辞辛辣刻薄、谄媚英国的著作当众焚毁。伏尔泰于是逃离巴黎。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时代已经变了,《波斯人信札》把作者带进法兰西学院的时代已经已往了。”

伏尔泰来到法国西部的布莱斯河畔的西雷村(Cirey-sur-Blaise),在这里结识了才华横溢的夏特莱侯爵夫人(émilie du Chatelet),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十六年。在夏特莱夫人的陪同下,他收支各国的上流社会,为宫廷王储创作诗篇戏剧,也赢得了上层社会的认可,终于步入法兰西学院。然则,价值是只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文人,不能冒犯政府。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毕恭毕敬的伏尔泰,而不是哲学家伏尔泰。不外,他是很有制止力,不是那种很情绪化的人,然则当情绪蕴蓄到某个时刻时,就会发作出来。这种状态经常让他的医生手足无措。

1749年9月夏特莱侯爵夫人去世,差不多同时期伏尔泰的戏剧《塞米拉米斯》在巴黎上演。该剧一败涂地。伏尔泰一气之下,告别了巴黎,欣然接受腓特烈二世的约请,前往普鲁士。他和腓特烈二世早已熟悉,十多年前就见过面。而腓特烈二世对他仰慕已久:

我崇敬您,犹如崇敬舌粲莲花的导师一样。我喜欢您,犹如喜欢一位有美德的同伙一样。在一个像在您的祖国一样尊重您的国家里,以及在一个具有高尚心灵的同伙家里,您还忧郁什么奴役、痛苦与变故呢?

伏尔泰或许真的被感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通常都是我们作家不得已去奉承国王,而这位国王本人却对我各方面倍加赞许。”他又一次投向了权力的怀抱,真心诚意地以为这一回他遇到了“伯乐”。腓特烈二世简直可以算是他的“伯乐”,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云云。在波茨坦,伏尔泰享受了优厚的待遇,他揣着宫廷随从的金钥匙,收支王室图书馆,整理修改国王著作通讯。他对宗教的愤恨越来越强烈,对此,腓特烈二世似乎很宽容,由于他也否决基督教。这位年轻的国王和他父亲威廉一世完全差别,既不敬畏天主,也不忠于天子,基督教在他看来是“古老的形而上学的虚构物”。很快,在这位国王身边,聚集了一批反宗教的斗士,其中有来自法国的普拉德教士(Jean-Martin de Prades)。

1751年底,普拉德教士向索邦神学院提交了他的论文,效果因张扬自然神论,该文遭到查禁,他本人不仅被剥夺了学位,而且被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流放。普拉德教士和狄德罗关系很好,以是连《百科全书》也受到了牵连,出书权被取缔。1752年8月,普拉德教士亡命到普鲁士,受到了腓特烈二世的热情款待。不久,伏尔泰告诉国王,说他和普拉德教士配合起草了一份辞典编纂设计,这是一份“推进人类理性的美妙设计”。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否决基督教,二是继续《百科全书》事业。腓特烈二世欣然应允,并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这就是厥后的《哲学辞典》的降生。只不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辞典的名字一直没有确定。

伏尔泰和普拉德教士的事情进展很快,不到两个月,完成了不少词条。伏尔泰希望通过编纂辞典,借助这位国王门生的权力,摧毁一切卑鄙无耻行径。然则,腓特烈二世只管能容忍他抨击宗教,然则不能容忍他抨击自己的权力。两人的关系很快泛起了危急。由于伏尔泰“旧病复发”,又忍不住要指斥当权者。他在小册子《阿凯基亚博士的刻薄谈话》(Diatribe du docteur Akakia)中,讽刺柏林科学院院长、数学家Pierre Louis Maupertuis无知浅陋。攻击官方的科学院,不就即是攻击腓特烈二世本人吗?盛怒之下,这位国王下令让刽子手在伏尔泰寓所的窗前,将这本小册子焚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短暂蜜月又告竣事,伏尔泰再次踏上亡命之路。在晚年1758年最先写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形貌普鲁士的这段日子:

这种怪异的管理方式,这些更为怪僻的习惯,这种自相矛盾的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学派的连系,严肃的军事纪律与放荡不羁的宫廷生涯的连系;这些留在办公室供消遣的少年随从,以及在君主窗户下和他的眼前三十六次穿过棒阵的士兵,关于高尚道德的言论和肆无忌惮的荒淫无度,所有这些总和就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一幅怪僻的图画。

没有自力,便没有知识,任何的依附,效果只能是牺牲知识。只管从来没有像卢梭那样与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然则他的著作也免不了被付之一炬的运气。脱离普鲁士后,伏尔泰或许明了了这些原理,他不再依附任何显贵,而是选择在瑞士和法国疆域的费奈购置了一块不大的地产,住了下来:

我最终这样放置了自己的生涯:既在瑞士,又在日内瓦,同时又在法国境内享受着自力。

他暂时弃捐了《哲学辞典》的编纂,或许是由于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但主要缘故原由是,《百科全书》又可以顺遂出书了, 1754—1758年他忙着为狄德罗和达朗贝写词条。他对费奈的生涯十分满意:“这里有一种举世无双的幸福。”他的创作也迈向了巅峰,1759年《老实人》(Candide)大获全胜,他独占的那种通过辛辣讽刺来表达忧伤的高明手法抓住了每位读者的心。伏尔泰彻底摆脱了之前履历带来的影响,年近古稀,却加倍意气风发。当1759年2月6日《百科全书》再次被查禁时,伏尔泰决定为这个“因迷信而不停呻吟的欧洲”献上一部辞典。于是他重新最先了《哲学辞典》的编纂。不外,这已经不再是之前那部供君主消遣的词典,而是一部自由之书,表达的是自力和自由的精神:

我们总是应当从我们身处的位置出发,把当下视为我们的起点,思量的是未来,而从来不是已往,把昨日之事视为在Pharamond(注:法拉蒙,法兰克人的早期首脑)时代业已发生的事情,我以为这是最好的方式。

参考资料:

Roger Chartier & Henri-Jean Mart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aise, tome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20, Paris: Fayard, 1990

Bernard Quemada, Les Dictionnaires du fran?ais moderne: 1539-1863, Paris: Didier, 1968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uvres de voltaire, tome 35-36,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94-1995

René Pomeau, Voltaire, Paris: Seuil, 1997.

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张锦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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